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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大时代》11月谈全程文字实录

发布时间:2018/7/27 21:04:24 点击量:

  央广网财经专题大国大时代2014《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11月谈最新报道

  央广网财经与经济之声联合主办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十一月谈于11月30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举办,本期聚焦:《创新与发展:上海“金融之都”的使命与挑战》,以下为本次报告会全程文字实录。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的现场。首先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出席本次报告会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是:

  这是“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第一次来到上海,共同探讨上海未来的发展之路,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来到现场参与这次活动。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其他的很多专家参与到我们的活动,相信会就我们今天的主题做一次非常好的研讨。

  现在已经进入了初冬时节,我们能够感受到上海的空气当中增添了阵阵的寒意,对于上海来说也许还沉浸在金秋收获的喜悦和温暖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也看到了上海自由贸易区刚刚度过一周岁的生日,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自由贸易区作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的创新方面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就在十多天之前,上海再一次以她开放的胸襟迎来了资本市场又一改写历史的力作,那就是“沪港通”,中国金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落地上海,上海也注定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地标。上海自贸区是中国大陆目前唯一的自由贸易区,将为上海和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红利?沪港通可以说是打开了境内外股票市场互联互通的大门,未来又将引领中国资本市场和中国经济去向何方?今天我们的报告会十一月谈把主题定为“创新与发展:上海金融之都的使命与挑战”,希望借助报告会的形式,通过权威专家的主题演讲和思想碰撞进一步厘清思路,并且尝试给我们的决策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本场报告会同样是面向公众开放报名,今天来到现场的朋友几乎都是对于上海作为金融之都的发展前景非常感兴趣的朋友,通过我们经济之声的微博和微信报名来参会的,有的还是从外地赶到上海,今天现场还有不少企业界的人士、媒体的朋友,欢迎你们的到来,相信不管是嘉宾演讲环节还是圆桌探讨当中大家都会激荡出精彩的观点,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本场报告会得到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特别支持,首先我们邀请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张春致辞!

  张春:尊敬的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共同探讨中国金融之都肩负的使命与挑战,我代表本场报告会的联合主办方和东道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对各位的参会和讨论表示诚挚的欢迎!

  大家知道,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第二大的实体,很多报道说按照购买力评价来算,今年中国的经济实体已经超过美国,但是与实体经济在世界的地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金融业非常的滞后,甚至一定程度上是封闭的,在国际金融体系当中的话语权是相对比较低的。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发展,由此变大变强,必须要有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作为保障和支撑,必须要在国际金融体系当中取得更高的地位、更大的影响力。为此,早在2009年,国务院就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把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在此背景下,上海这座金融之都肩负了更重大和艰巨的创新和改革使命。如何加速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如何应对全球化的金融风险和挑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上海自贸区的挑战和机遇又在哪里?这些问题是我们学术界、实业界和金融界都亟待解决和需要不懈探讨的课题和方向。事实上,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就是上海市政府为实现将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这样的国家战略、满足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业发展并与国际接轨的迫切需求创建的一所按照国际一流商学院模式办学的金融学院,今天我们午饭的时候有几位嘉宾也在探讨中国传统大学走出一条办国际商学院的模式,这个当中也有很多挑战和机遇,今天我们主要是讲怎样满足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创新和人才需求。

  学院建立五年来,始终坚持以汇聚国际一流师资、培养高端金融人才、构筑开放研究平台、形成顶级政策智库作为自己的必达使命,在此,我要衷心地感谢我们的合作方,也是这次会议的主办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将“大国大时代”报告会放在我们学院举行,这是该活动首次从北京移师上海,我们合作双方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北京和上海各地的多位重量级的专家,就上海的金融之都未来发展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头脑风暴和思想盛宴。

  姜海清: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首先代表本次“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的主办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各位的莅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感谢本次活动的联合主办方,也是积极承办方——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这个合作伙伴的积极支持。

  应该说任何一个国家级的财经媒体、任何一个大型的、以经济为主题的活动,如果主场从来不曾安排在上海,那么无论如何都不能称其为有全国影响力的。是的,今天的上海已经能够和香港并肩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当中跻身第一梯队的行列,上海自贸区挂牌到现在已经满一周岁,而且11月17号受全球投资者广泛关注的沪港通已经正式开通了。这也是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和改革创新迈出的非常关键的一步,对于中国业和国际金融业的互动发展将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今天由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频率和央广网联合主办的这场报告会同样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来到了上海。改革开放三十年,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也为全球瞩目,已经具有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需要的完备金融体系、金融机构、人才、环境和管理机制,我国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选择上海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走出北京第一站选择上海也是理所应当的。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了重要的转型期,我国的金融体制也面临着全新的改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进一步强化市场对于经济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这次会议可以说对金融领域的改革也制定了框架性、方向性和引领性的路线图,可以说对于中国金融改革而言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首先是人民币能否成为一个国际的媒介货币,就像我们熟悉的美元和欧元那样?上海能否成为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就像大家知道的纽约和伦敦那样?对于肩负建设金融之都使命的上海来说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沪港通成功启航以后中国市场还需要怎样的建设与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未来还需要突破哪些障碍?这些都是当前急需厘清的问题。

  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的第二十一场,前二十场在北京举办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参与今天这场报告会的也有很多重量级的专家和学者,我们希望能够借助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这种具有国际视野的平台,各位能够碰撞出更多智慧的火花,让我们大家一起为上海加速实现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再添一把柴、再助一下力,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主持人:我们的主题就是“创新与发展:上海金融之都的使命与挑战”。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告了世界经济步入了调整过渡时期,转型当中的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增速回落、产业调整升级的挑战,多重因素叠加之下,经济新常态的轮廓日间清晰,也需要我们去坦然面对。但是新常态的背后经济结构正在逐步优化,对外开放的水平也在进一步提升,新常态可以说孕育着新机会,新机会需要新动力。新动力要从何而来呢?今天我们的主题演讲就要从新动力开始说起,首先邀请到的是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先生做主题演讲。姚景源先生曾经担任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安徽省统计局局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等职务,姚景源先生的每一次演讲都非常接地气,从他的发言当中我们也能触摸到中国经济的脉动,下面就有请姚景源先生做题为“创新是新常态下发展的根本动力”主题演讲!

  姚景源:今天我们会议的主题是“创新与发展”,应该说现在创新与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根本性的核心问题。大家知道,中国经济现在正在步入新常态,我们讲新常态是和过去的这个旧常态相对应提出来的,过去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三十六年,过去的三十五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是百分之九点八,就是接近两位数的增长,这个速度是在整个世界经济主要经济体当中发展最快的速度,正是因为有这样持续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所以我们才有今天的经济成就。三十六年前,我们还没有摆脱贫困,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温饱。1978年,中国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三千六百四十五亿元,去年我们已经到了五十六万八千亿元。过去的增长状态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高速度,那我们是怎样实现这种高速增长的呢?我们再来做一下细分。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特别是高速增长的一个根本动力。各位知道,我们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先在农村实施改革,就是解散人民公社,实现家庭承包责任制,告诉农民你交给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是你自己的。农村的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短短的几年时间我们还是那么多的土地,但是我们的粮食多了,我们的肉禽蛋菜多了,农业的这种迅速的发展不单单是整个农产品丰富,同时又从农业这个领域里面分离出来上亿的劳动力,这个时候工业领域是什么问题呢?我们的工业还是处在短缺状态,这个时候就有了解决中国工业短缺问题的条件,因为农业由于改革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样的话我们就分离出了上亿的劳动力,我们用这上亿从农业领域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和工业解决短缺问题相结合,除了劳动力因素,我们当时还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没有资本,一个是缺少技术,我们就进一步打开大门对外开放,所以招商引资、引进技术、引进资本。正是这样一种状态,我们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发展,就从一个温饱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的国家到现在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显然,这不单单是中国的经济成就,也是人类近代经济史上的一个成就。

  如果我们再来进一步深入分析这三十多年的增长,会看到在我们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累积了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过去三十多年的增长更多的是靠什么?更多的是靠投入的增加,或者讲的具体一点是靠投资。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投资的增长速度是世界第一,大量的投资就使整个国民经济能够有巨大的需求牵引,可以强有力地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但是投资有两重性,就是投资在投入的时候创造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一旦投资完成了就形成了供给,当我们用投资去拉动经济会创造需求、拉动增长,同时又会形成大量的生产能力,而当大量的生产能力形成之后消费没有及时跟上,必然面对产能过剩这样一个局面。中国产能过剩的局面是严重的,钢铁有超过十亿吨的生产能力,价格是却一路下行,利润最低的时候只有四毛三分钱,人家开玩笑说还不如卖一个雪糕,去年是三十四亿吨,生产能力闲置六亿吨。中国煤炭市场的价格每吨平均比2012年要回落三百六十块钱左右,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数字,如果算全国大帐的话一吨煤平均价格掉下来三百六十块钱,我们国家煤炭一年的总产量是三十六亿吨左右,三百六十块钱乘以三十六亿吨是什么概念?这个行业上万亿没有了,中国的煤炭行业现在百分之七十是处在亏损状态,百分之三十还有欠发工资的现象。之所以出现产能过剩,说到根本上就是我们过去长时间大幅度地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导致的一个局面,中国经济的增长更多的是依赖投资。还有一个就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出口。当初我们实施沿海大循环战略为我们当时解决就业,为中国融入世界当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当外向度到了一个相当大的程度之后我们会发现两个问题:由于我们对外依存度过高,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和整个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世界经济上的任何问题都会导致我们国内经济出现波动,比较典型的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大家可以回忆起这两次大的危机对我们中国的经济造成了强大的冲击,比如2008年导致整个经济急剧下行,当时全国出现了上千万人失业这样一种局面,我们越来越受到国际上周期性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更多地依赖出口拉动经济也不可持续。过去出口之所以有这样的发展,很多都是依赖廉价劳动力,由于我们劳动力便宜,出口产品价格上面就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们的出口就有了一个很大幅度的发展。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去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二百三十三万,前年净减少三百四十五万,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每年以二三百万的速度减少,我们企业的困难是什么呢?不单单是融资难贷款贵,还有遇到我们自身内在的劳动力价格迅速上涨。全国农民工平均工资在2010年的时候一个月是一千九百六十块钱,今年6月份是两千七百三十三块钱,上海这个地方没有三千块钱根本找不到人,每年劳动力成本以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的速度上涨,同时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所以实体经济就面对着这种多方面的困难。

  我们一方面是人口红利消失,另一方面又是老龄化迅速推进,八十岁老人以上的数量在十年内翻了一番,去年年底中国的老年人口已经突破了两亿,上海也都是八十岁以上高龄的人,现在上海又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地区,这种状况就是我们人口红利消失,过去那种依赖廉价劳动力支撑经济增长这条路不可持续。现在我们要把眼光往外看一下,看看东南亚和越南,越南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们二分之一略高一点,柬埔寨更便宜,现在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只有一百美元,也就是六百多块人民币,我们上哪去找这样的劳动力?当然,经济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民生、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但如果是因为劳动力素质提高进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然后工人劳动力价格得以上涨,这是良性的。如果单单是因为人口红利消失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就直接形成我们企业的生产成本。过去我们中国的出口都是在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增长,今年到了9月份中国出口增长仅仅是百分之五点三,出口要比过去掉下来二十个百分点左右,出口大幅度往下掉不是所有的产品,掉得最厉害的就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我们国家有七大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纺织、服装、箱包、玩具、家具、鞋、塑料制品,这些产品去年第一季度出口增长的幅度是百分之二十二点二,今年第一季度降到百分之零点二,要是降到百分之二等于下降十倍,再降到百分之零点二又是十倍,十乘以十是一百倍,显然,我们过去那种更多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过去这三十多年我们的增长还是粗放增长,就是高能耗高物耗,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是发达国家或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二点二倍,我们自身的资源支撑不了这种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所以我们就进口,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

  我们的问题是在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又缺少话语权,以致于到了进口什么什么就涨价的地步。除了资源不堪重负,还有一个就是环境不堪重负,现在我们的环境状态就是雾霾,现在雾霾已经不单单是华北地区,我们从东北到华北再到华东再到华南,中国多数省份都处在雾霾这样一种状况。我们国家的癌症发病统计从五十年代开始排在第一位的都是肝癌,为什么肝癌长时间占据中国癌症发病排在第一位?营养不良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就是传染病,就是卫生防疫系统不完善。但是现在肺癌已经正式取代肝癌成为中国人癌症里面的第一发病。今年5月份,有家长找我问孩子考大学报什么专业好,我没说报交大金融学院,我说你的孩子要想将来有用,我真的是建议他就报医学肺科。

  我们要告别旧常态、走进新常态。这次总书记有记者问他,中国能不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大家知道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当一个国家走入中等收入阶段,由于他的增长方式不能及时转变,由于增长动力不能可持续,所以就进到了中等收入陷阱。去年是六千八百美元,估计今年是七千美元上下这个状态,现在我们恰恰是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现在不要以为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是简单容易的事,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真正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到二十个。越过中等收入陷阱靠什么呢?最重要的是靠创新。党中央把创新提到根本性的途径,李克强总理去年在参加达沃斯峰会的时候做了一个主旨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创新刻不容缓”,我也参加了会,会后有媒体采访,让我解读一下总理讲的创新刻不容缓,我说不用解读,总理讲得很通俗,他说你能不能谈一谈刻不容缓?我说刻不容缓还用理解吗?一刻是多长时间谁都知道,我们有不少同志在创新问题上的紧迫感和党中央国务院对我们的期待、对我们的要求差距相当大。今天的创新都是颠覆性的创新、毁灭性的创新、革命性的创新。液晶电视机的出现对每个消费者是好事,对谁是个毁灭性的打击呢?对显象管这个产业,因为不需要显象管了,数码相机和手机能够照相,这个技术进步了,它是对胶卷行业的摧毁,柯达这样的企业在十年前一股还是四十美元,多少人判断出它在两年前破产?创新是中国经济由旧常态走到新常态的一个根本性的动力。现在讲到创新,可能更多的人是讲技术创新,除了技术创新以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制度创新,今天我们在讲金融问题的时候更多的应该是制度创新。我们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度创新的根本就是要让承载创新的主体的聪明才智和能力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要让我们所有的生产要素能够充分地流动、迸发出活力。为什么说创新是我们新常态下的一个根本动力呢?当我们从旧常态走到新常态,我们的增长速度一定是换档的,所谓的换档就是不要像过去那样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我们的增长速度要由高速到一个中高速,我们的增长更多的不是像过去那样依赖投资拉动、依赖出口拉动,更多的是依赖消费去拉动,不是像过去那样依赖大量的物质资源要素投入增加拉动,而是通过技术进步、通过使生产要素效率提高,来支撑整个经济增长。所以在新常态下整个经济处在一种比较宽松的环境,就是市场能够发挥它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每一个生产要素都能够迸发它的活力。要做到这一点还是要创新,特别是制度创新。

  如果我们要讲新常态,金融垄断必须打破,不打破金融垄断新常态怎么能够可持续?我们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要解决,我们要研究中国经济走出去的问题,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中国商品走出去。现在全世界有人有商业的地方就有“Made in China”,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是中国人走出去,现在我们到了国外,到处都是我们的同胞,国内的很多朋友忙得不容易见面,结果到了国外可以比较休闲地聊一聊。第三阶段就是中国的资本走出去,APEC会议上习主席再次提出了战略性“一路一带”的建设,我们在中国资本走出去方面具备了条件,不仅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同时也是化解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的必需。刚才说到我们产能过剩,我们完全可以走出去,到国外去修高铁拉动我们国内的钢铁、有色和电子产品出口。去年中国汽车产量是二千二百万辆,占到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一,上海又拍卖又摇号,北京也在限制,中国制造在量的问题上遇到了瓶颈。东盟六国去年汽车总产量只有四十四万辆,我们是二千二百万辆,自主品牌的汽车应该努力走出去,但是走出去特别需要金融改革,特别需要得到金融支持。比如现在三万八千亿的美元外汇储备怎么能用到企业走出去、支持企业走出去?怎么使我们的人民币做到两条,一是国际化,二是上海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我们怎样使人民币在价值尺度上,在清算结算交易手段上,包括在更多成为储藏货币上把它推出去?显然要做的就是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进入新常态最需要的就是创新,特别是制度创新,也就是李克强总理再三讲的改革,制度创新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金融创新,我个人始终坚持真正让中国走到新常态,把创新作为根本动力,而且把创新的重点放到金融领域,上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主持人:感谢姚景源先生激情四射的演讲!大家可能都有感觉,旧常态就像我们的老朋友,已经生活了几十年,要说再见可能有点不舍,甚至有些不适应,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这么做,就是靠创新。下面我们有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女士演讲,她曾经参加多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重点课题,并且主持研究多个课题,七次获得中国发展研究奖。今天她演讲的题目是“新常态下的中国资本市场创新”。

  张承惠: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今天很荣幸参加这个论坛,这个题目很好。“大国大时代”,我认为大国大时代需要大金融在背后做支撑,因此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之都,以后还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之都,在这个过程中有着不可推卸的重大历史责任。。

  我的发言主要是两个方面:中国的新常态需要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发展,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通过加快创新来推进。

  首先快速地看一下新常态之下我们看到的一些新的现象,这些新的现象对中国的金融业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也会对中国金融市场未来的发展提出很多新的要求。新常态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经济增速下行。刚才姚景源先生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可以看到从1992年到2011年末,一共只有九个季度的GDP的增速低于百分之八,而且都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在2012年第一季度以后,我们已经有连续十一个季度低于百分之八,这条曲线可以看到在一个中等偏高的速度上面运行成了一个新的常态。工业增速出现了明显下滑,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样也在放缓,最终消费贡献在逐步上升。我们的产业结构开始转向了服务业主导,处在一个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可以说在新常态当中。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以工业为主体,特别是以制造业率先发展的时代,开始进入服务业主导的新时代。还有就是人口老龄化,我们可以看到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例和六十五岁以上人口的占比都在上升,中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老龄化压力,特别是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富裕起来,我们就未富先老。

  这些新常态的新特征对于中国金融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经济增速放缓意味着对中国金融业来说,过去追求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行了,因为经济增速非常快,但是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实体经济增速快,金融的发展也相当快。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意味着全社会对资金的需求也在放缓,所以金融业就很难再持续过去的那种靠规模扩张来实现增长、掩盖过去经营不善和形成的不良资产。这种做法已经很难持续下去了。我们要更多地依靠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来为实体经济服务,在竞争中取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另外就是当经济由工业拉动,特别是工业里面的制造业拉动为主转向更多地依靠服务业的时候,意味着金融机构必须转变过去以工业企业客户作为自己重点的服务对象的这种做法和经营模式,而且要改变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靠抵押担保这样一些比较硬的手段来管理风险的做法,转向更多地依靠一些软的指标、软的手段来管理和控制风险。还有就是我们在经济金融新常态的过程当中,在推进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需要更多地依靠创新和创业,也就是要求金融业更好地为创新创业提供金融服务。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大变化大调整的时代,这个时代金融业应该做什么,和传统的金融业肯定是不同的。前面讲过人口老龄化趋势,而且随着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张、不断扩大和民众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上升,金融业要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提供更好的财富管理服务。刚才说到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资本走出去的新的时期,随着企业走出去,金融怎样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对外开放在不断扩大,对内开放也在扩大,开放扩大的过程当中意味着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都在加大,金融业本身就是管理风险的行业。怎么能够在新的形势之下更好地管理风险?这也是新常态对金融业提出新的要求。最后一点就是现在我们在推行的是大国战略。中国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特别是对外交往方面一直奉行的是韬光养晦的战略,这个战略到目前为止应该已经结束了,我们必须正视已经成为一个大国,大国就要有和大国身份相称的对外战略。现在我们的大国战略和强国战略需要更强大的金融实力。个人认为现在中国已经勉强可以算得上金融大国,但是远远算不上金融强国,未来我们要建设金融强国,这也是中国金融业的历史使命。现在我们主要是利用国内市场配置资源,未来我们要利用国际市场更加优化我们的资源配置,更好地利用国外的资源,而且要在国际社会当中有更多的话语权,能够在国际规则调整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多决策决定的权力,这才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未来要成为一个金融强国身份相称的。

  那么在新常态下以及对于中国金融行业、金融领域提出的新需求新使命下,只有加快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才能更好地适应新常态对中国金融业的新要求。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形成了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融资格局,尽管最近十来年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在提倡要积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但是我们直接融资的市场发育的程度还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间接融资体制一直占主导是因为它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它的优势是可以快速地把分散在各地、各个阶层、广大民众手上的闲散资金迅速集中起来,集中到银行这样一些中介机构手中,而且快速集中地投入到一些需要重点支持的项目里面,这就是间接融资的体系具有的一些先天的优势。这种间接融资体系是和我们在工业化初期阶段需要大规模地开展投资项目建设的社会资金需求相对应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我们能够取胜或者作为竞争的主要手段就是规模化经营,规模化销售,而且在规模化经营和规模化销售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标准化的,一定是要集中化的,否则很难迅速地形成规模。间接融资作为主导的体系就是适应这种工业化早期阶段经济反映出来的结构,为了适应这种结构而必然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虽然我们一直想发展直接金融,但是我们经济结构没有调整、经济发展的方式没有转变,我们也很难把直接融资有一个快速的发展。间接融资体系是不能满足工业化中后期的要求,而在新常态下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在中后期需要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要进入快速转型。间接融资体系不适应,因为间接融资体系的缺点就是风险过度集中,它的天性是稳健经营,因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资金来自社会公众,必须要对别人的钱负责任,不能拿着别人的钱去挥霍,所以稳健是间接融资体系的天性,银行经营一直在说安全性第一、流动性第二、盈利性才是第三位的,这是银行经营的天然准则。直接融资就不一样,它是天然具有分散风险的功能,因为没有一个金融中介把资金汇集到中介的手上,而是通过市场上面无数的融资者和投资者的两两配对,所以会天然分散风险。因此直接融资是可以把大量的创新创业风险分散到全社会,这个体系更加容易、更加倾向于支持一些高风险的创新,支持一些没有抵押没有担保的创业活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经济结构调整非常关键的时期,经济结构调整是怎么实现的?通常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调整是通过产业内企业之间的一些资产相互的转换来实现的,这种资产之间的重新配置和转换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并购重组,更有效率在从事并购重组的就是资本市场。中国金融业正在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分化的时期,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这个时期当中,我相信未来最闪亮的舞台无疑就是资本市场。

  怎么加快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今天的主题就是要创新,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同样离不开创新这个主题词。创新需要从两个角度进行:首先就是体制和机制的创新。目前,中国金融领域当中很多问题、很多风险归根结底都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当然,我讲的资本市场只是金融业的一个侧面,没有谈其它的问题。资本市场的体制和机制创新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理念上面进行调整,调整原有固化的理念。对于资本市场来说,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把市场的权利真正还给市场,而且政府要远离市场,现在政府和市场太近了,往往是直接设计市场,包括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有关部门设计的都过于细致了。政府应该不用设计市场,更不应该去干预市场的运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政府监管部门在市场交易的每一个环节都深度介入。如果理念不进行调整,过度的行政性干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政府应该不再干预资本市场相关商品的交易过程,比如股票的IPO和债券的发行,把金融商品的发行标准、发行程序、审核权力真正交还给市场。最近证监会在IPO改革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简化了审核的程序,在标准上面的透明度也更高了一些,但是这种改革远远不够。另外就是需要减少对市场主体行政性的干预,使得我们的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当中能够更加自主地经营和创新。行政性的干预也覆盖了金融机构从生到死的全部过程,比如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证券市场上面我们的证券公司只有一百一十五家。台湾的证券公司有多少家?他们是接近一百二十家,那么小的一个经济体,证券公司的数量和中国大陆的证券公司数量相比还略多一点,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对证券业市场准入的管制过于严格了,我们的监管部门捆住了市场主体的手脚,使得他们没有创新的动力,也没有创新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政府应该做什么?政府在资本市场的发展当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主要是在这几个方面作为政府发挥作用的重要空间:首先是金融市场的法律体系建设,中国在这方面还是相当欠缺的,我们在金融法律的建设问题很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曾经专门就中国金融法律问题做过一篇报告,发现了法律在立法的过程当中修法和执法的每个环节几乎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恰恰是金融市场法律建设需要做的事情。现在中央银行对于目前银监会针对商业银行实施的存贷比监管指标都有很大的疑问,我相信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存贷比的指标是应该取消的,但是银监会的理由就是这个存贷比的指标已经列入了中国的商业银行法,在法律尚未修改之前,如果不用这个指标监管意味着银监会违法了。金融市场体系建设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因为商业银行法的修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为什么不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一个商业银行法条款的修正案?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没有人推动。记得1992年我在日本的世界第一大银行实习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大本子,就是和我们的企业法近似,那本厚厚的书上写着一百六十一次修订,后来我一算,从明治维新第二年开始立这个法到我去实习的那一年平均两年就修法一次,中国的经济环境变化这么快,为什么金融相关的法律修订这么慢?对于资本市场,另一件特别重要的就是有效投资者的保护,现在一行三会都设立了投资者保护局,实际上我们没有看到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得到很有力的推进,大家都有办法或者有一个机构,但实际上从整体的效果来看,无论是在资本市场还是在其它信贷市场,对于金融消费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应该以提升市场效率为目标消除市场分割。现在金融市场的分割是非常严重的,比如债券市场,无论是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包括后台的清算系统都存在着严重的分割,市场是缺少完整性和统一性的。这么多的交易机构,每个管理一块肯定会影响市场效率,将来很多交易所都可以合并,只是一类金融商品,为什么要单独设立一个交易所?我们要以提升市场效率为目标进一步消除市场分割,解决目前部门利益带来的问题。还有就是规范发展第三方机构。现在投资顾问这个行业处在没有监管的状态之中,我听说在北京有数百家公司打着投资咨询公司、投资顾问公司的名号在做高息拆借,这种第三方支付和信用评级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怎么规范和和发展是我们政府部门考虑的事情。还有就是支持行业组织发挥更加独立的作用。金融行业协会基本都是监管部门手臂的延伸,监管部门的官员退下来到这个行业协会当会长,对于行业协会机构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命令,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需求反映,很难成为政府和行业真正的桥梁。对内和对外开放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很大的风险,风险暴露之前政府有责任做出风险提示,有责任对一些高风险的行为进行约束,也有责任对一些违法违规会导致风险放大的行为进行严厉的处罚,还要加强国内监管部门的监管协调以及和国际监管机构的监管协调。

  发展资本市场最根本的是要进行体制和制度创新,另外就是通过产品的创新发展资本市场。首先是资产证券化,作用在于使沉淀的资产更加活跃,解除目前企业相互之间过长的债务链。人民银行统计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九十年代的三角债现在已经有二十万亿了,政府是花了很多钱才解开的,现在债务链如果拖的时间过长也会对整个经济的运行带来很大的损害。资产证券化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银行信贷资产的证券化,最近国务院也在几次会议上面提到加快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今年比去年加快多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的,今年能到三千亿元,银行存量贷款是八十万亿元,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还要加快。另一个是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不是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债务关系,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债务关系,这种相互拖欠可以通过某种场外的非标产品、非规范的类似证券化活动加以解决,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有人在做试点。还有就是要推出新产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正在研究一些衍生品,包括利率的期权期货、汇率的期权期货,我们都在加快推进利率的市场化,意味着利率风险会急剧上升。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会带来汇率风险的急剧上升,所以我们需要发展一些新的资本市场的衍生品,可以起到避险的作用,对资本市场可以起到增加流动性的作用。现在有些层级的市场流动性是非常低的,我一直在说资本市场的生命在于流动,资本如果没有流动就没有生命力,资本市场没有流动性也没有活力。所以,可以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市场的波动性,有利于投资者更好地进行资产的配置,调整资产的组合,为服务对象提供更好的财富管理服务。

  主持人:刚才张承惠所长讲到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中国现在勉强可以说得上是金融大国,但还远远谈不上是金融强国”,另外她直言不讳地谈到了中国金融业存在的问题,目的是解决问题、更好地前行。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演讲嘉宾大家会感到非常亲切,因为她是上海自家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上海金融之都的今天和明天以及上海自贸区的点点滴滴,她是最有发言权的。她就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财政和金融服务局局长张红,她将为我们细致地梳理上海自贸区金融产业的发展现状。

  张红:非常荣幸受邀参加这次“大国大时代”的报告会,前面姚参事和张所长就新常态下的创新包括资本市场的发展都做了很好的讲解,个人听下来受益匪浅,也感受很深,特别是前面两位专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创新主体除了科技创新还需要制度创新、机制体制创新,接下来就讲一下自贸区的主体是制度创新。自贸区已经挂牌一周年了,这一年来我们怎么总结,下一步的金融发展都有哪些重要的计划和打算,围绕这些来和大家交流。

  挂牌一年来我们的成果是什么?大家知道自贸区的制度创新集中在四个方面:投资管理体制的创新、贸易便利化的创新、金融制度的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政府职能的创新。这四个方面的四大制度创新我们归纳出了四句话:一是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体制已经建立;二是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平稳运行;三是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基本确立;四是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导向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基本形成。这四句话是我们对自贸区挂牌一周年的基本总结,这四个方向是最终我们建立与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上面取得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也是我们总体的运行情况。

  金融制度创新确实是自贸区的一个很主要的内容,我们想从五个方面对它进行一个归纳和总结:

  金融制度的框架形成了。我们感觉在自贸区成立之初国家就给我们金融制度创新定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推动自贸区在更高的平台上参与国际竞争。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原则,一行三会出台了四部意见、五十一条意见措施,包括八项实施细则,五十一条是金融的制度框架,银监证监保监出台了多项实施细则。“1+4”就是创新有利于风险管理的自由贸易体系FT系列帐户,在这个帐户体系下面还有四大创新的制度安排:探索投融资的汇兑便利、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深化外汇管理的改革创新。到目前为止,除了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还有利率市场化的部分内容需要操作细则的出台以外,目前大部分的金融创新措施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自贸区金融改革管理创新的模式和先行先试的定位已经确立。自贸区的管理模式就是自由贸易帐户体系,这个体系的创立核心思想就是对于一线来讲自贸区和境外的跨境资金流动实现了一个便利化,当然是在宏观审慎的原则之下,对于二线来讲,区内和境内的资金流动实行的是有限渗透加上严格管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就是在实体经济的层面,留下境外资金划转和可以统筹的空间,金融层面设计了一个向内渗透的严格管理和控制的规则安排,这样的管理创新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风险可控的金融运作环境,同时也为进一步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包括汇兑便利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和载体,这个就是自贸区的金融创新管理模式,一线放开,二线有限渗透。对于先行先试来讲,跨境人民币方面,人民银行的通知明确讲到国家出台的各项鼓励和支持扩大跨境人民币使用的政策均适用于自贸区,实际上在政策的安排设计上面给了自贸区“区内先于区外”的优势地位。跨境人民币还有一个制度安排,就是公平原则、宏观审慎的人民币对外负债管理模式,在这样的跨境人民币管理模式之下,加快了人民币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同时还体现了中外资企业的平等待遇,因为跨境人民币的使用使中资企业在这个原则下实现境外人民币的借款,这是在先行先试的地位上面。还有外汇管理创新的这种模式,我们这边有跨国公司的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的模式,这个模式当中跨国集团可以有效地统筹集团境内外的与会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同时可以推动自贸区的总部经济发展。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到了11月底,关于金融相关服务业的总数达到了三千四百八十八家,持牌类的金融机构有一百零六家,中资银行二十二家、外资银行二十三家、保险机构、银行证券保险公募基金,还有第三方支付机构和交易平台,这些我们都列为金融持牌机构,还有股权投资企业、融资租赁企业,还有和金融相关的金融信息服务公司和投资管理公司两千多家,总数已经占到自贸区新设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到了10月底自贸区挂牌一年来新设的企业有一万三千多家。我们是这样看金融服务业的:自贸区挂牌以前是综合保税区,当时是以国际贸易为主导,现在加上金融服务业以后自贸区的产业定位已经进行了进一步的转型升级,所以国际贸易、航运物流、高端制造、专业服务,包括金融服务成为五大主导产业,金融服务业也成为这五大产业之一。

  自贸区的金融服务功能得到了初步显现,这里有一个数据是跨境人民币,因为我们是今年4月份才开始有统计数据,到了今年10月份经常项下的结算总额呈现出一个非常快的增长态势,10月底自贸试验区只有二十八点八平方公里,它的人民币结算总额已经达到二千二百七十九亿元,4月份的时候只有四百六十亿元,到了7月份是一千三百亿元,10月份是二千二百亿元,同比增长可以达到二点五倍,占到上海市的百分之七十,跨境人民币的结算量占到上海市的百分之十七,这个比重还是可圈可点的。这里还有一个跨境人民币的境外借款业务,这是自贸区金融创新当中包括资金池非常受到企业欢迎的两项制度创新业务。跨境人民币的境外借款总计是一百零三笔,累计金额是一百九十亿元。还有双向资金池业务,9月底已经有六十六家参与了这项业务,资金收支总额已经接近五百亿元,这些业务也都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外汇管理改革创新当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政策就是在自贸区注册的企业可以实行资本金的意愿结汇,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一百多家企业办理了三百多笔意愿结汇业务,结算的金额已经达到了六点二九亿美元。跨国公司集中运营管理业务已经有将近五十多家企业完成了试点备案,大宗商品的柜台衍生品交易下的银行备案已经有八家银行完成了备案,规模可以达到十二点五亿美元。还有一个大家关心的创新业务,就是自由贸易帐户推动的情况,现在已经有十家商业银行通过了人民银行的系统验收,可以给区内的企业开立自由贸易帐户,目前已经开立了六千多家企业,而且已经开始利用自由贸易帐户办理跨境融资和自由贸易项下跨境的并购以及跨境的股权投资等创新的业务。

  自贸区在金融创新的同时也要同步跟进的就是风险防范,而且是作为重要的底线,避免自贸区在金融创新当中出现系统性和区域性的风险。比如监管协调方面是上海市政府和国家管委会和一行三会成立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另外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牵头有这样一个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和跟踪分析机制,这对资金的监测机制。还有就是自贸区管委会和上海人民银行总部成立这样一个三反的协作机制,就是反洗钱、反恐融资和反逃税。最后一项就是各类的金融机构在各自工作的本领域范围内出台的风险防控机制,比如上海银监局就自贸区金融发布了银行业监管相关制度安排通知,就银行业的风险评估、统计监测、机构监管都给予了明确的监管指引,并且积极探索国际金融监管部门驻沪机构的驻区监管。

  刚才我们通过五个方面总结了自贸区一周年金融领域的工作和进展,制度框架形成、管理创新模式确立、金融服务业基本形成了一个蓄势待发的规模、金融服务功能已经初步显现、风险防控机制已经建立。

  最后一项内容就是下一步自贸区的金融功能如何拓展,这和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本身是一个紧密联动的工作态势。接下来最主要的还是资本市场的投融资汇兑便利的推动,载体还是刚才提到的全面开展以自由贸易帐户为基础的资本帐户开放改革,进一步推动投融资的汇兑便利。现在我们的中资银行已经可以进入自由贸易帐户体系,下一步推动外资银行包括非银行的金融机构设立这个单元。我们还要推动建立本外币一体化的自由贸易帐户体系,按照国家的政策安排,自由贸易帐户体系先本币后外币,最终是要本外币一体化。这个体系当中我们还要建立宏观审慎下的外债管理体系,还要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在这个方面进一步拓展自由贸易帐户的功能,有了这些功能才能提升我们金融服务的能级。关于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建设,在国务院给自贸区的批复方案当中明确在自贸区有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建立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目前来讲,自贸区面向国际金融市场的体系在逐渐形成和不断完善,大家都知道我们在9月18号黄金交易所的国际版已经正式上线,这是由伦敦金到上海金的突破。能源交易所已经成立,希望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原油期货可以上市。上海证券交易所已经原则得到批准,在自贸区成立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有一系列的金融要素市场都在研究利用自贸区来设立平台,或者开展业务。这样的金融市场建设事实上有利于提升自贸区的金融资源配置能力,这是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工作。最后就是金融服务业的对内、对外开放,民营银行已经作自贸区注册,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推动华润银行,包括其它的民营资本进入自贸区、进入金融服务业尽快开展业务。我们也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领域和程度,比如探索外资的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金融机构都是在负面清单之内的,还要放宽外资的持股比例、拓展业务范围等等,外汇监管等等某些监管角度我们也都提出了这样一个探索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当然,自贸区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总体要求之下,也是在上海市政府的领导之下的国家改革开放重点任务,我们还是要把握好自贸区建设的基本定位和核心任务,切实利用好自贸区和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历史机遇全力推进各项改革,特别是深入和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继续拓展新的服务功能,也要做到一种可服务和可辐射,所以我们在金融上也需要做到可辐射和可服务,为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提供新的经验和新的路径。欢迎大家对自贸区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也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自贸区的建设中来。

  主持人:刚才张红局长给我们带来的信息让我非常吃惊,上海自贸区自成立已经已经推出了五十多项金融方面的创新,这些创新已经让很多企业实实在在地受益了,下面要出场的这位嘉宾是钱军先生,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并且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机构研究员,美国金融协会和西部金融协会会员,此前在波士顿学院卡罗尔管理学院获得终身教职,研究涉及理论、实证公司金融和金融机构等很多课题,今天他演讲的题目是《自贸区的下一步:建设国际开放型金融市场》。

  钱军: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交流我们对于自贸区下一步的一些计划,我们学院是上海市政府出资办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做贡献,最近我们学院和中国金融研究院给上海市政府做了一个前瞻性研究,研究的核心内容就是讲自贸区下一步的主要方向,所以今天我演讲的很多内容是学院课题组的研究成果。

  下一步我们要具体地做一些国际开放型的金融市场,其中包括大宗商品、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如果各类国际开放型的金融市场能够建立起来而且很活跃,上海作为一个财富中心就不存在任何问题。要先吸引人家把钱放到自贸区一个晚上,最好是放一个星期,时间再长一点放一个月,如果能够放一年那就行了,前提条件是要有一个综合性、全方位的交易平台让国际投资者和国内投资者能够在这里交易赚钱。

  我非常同意刚才张所长说的,金融的规模是比较大的,但是离强国还比较远,经济体系发展滞后有很多指标,比如我们国内很多中小企业融资非常难。中小企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元素,也提供了很多就业,但是中国很多中小企业不能从银行贷款,不能上市。那么他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高利贷,所以发展我们的直接融资市场,包括债券市场非常重要。现在金融危机以后全世界只有一个储备货币——美元,也只有一个金融大国,那就是美国。美元一家独霸天下有很多问题,我们有将近四万亿的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是投在收益很低的美国国债,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如果真的有问题你还是要手上持有美元,这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很多国家学到的教训,我们投资收益很低的美国国债不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很多以美元计价的债就没有了,虽然我们是美国最大的债主,但是我们有什么发言权吗?没有,记得去年9月份我带领一些同学在美国大学学习的时候有一个事情,就是美国政府关门了,我发现美国政府关门最急的还不是美国人,是中国政府。因为我们生怕他们不还钱。所以,人民币国际化是我们国家金融体系融入世界体系最核心的。如果人民币能作为一个储备货币,虽然短期内不能跟美元抗衡,哪怕成为一部分储备货币就能极大地改变全世界资本流动的方向。危机以后美国量化宽松,资本大量地从美国流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这个流进来的热钱给我们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包括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现在美国退出QE、要升息,发生了什么情况?全世界的资本又往美国流,印度、巴西这些国家资本项目没有控制已经造成了汇率很大的压力,所以接下来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不但对中国有利,其实对全世界都有利。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应该是风险可控之下有适度的在岸中心,光是离岸没用,因为这个通道最终是要打通的。根据新华社和道琼斯的排名,上海前面的那几个中心,我们要和他们缩小差距还是很难的,差距还是很大的。纽约和伦敦,他们强在哪里?强在他们的市场,所以到最后,排名最靠前的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有最发达交易量、规模最大、最规范的开放型金融市场,而这个金融市场的目的是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我们的资源配置当中,市场不是要起一般性的作用,而是要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靠市场调整价格、调整资源分配。刚才张红局长介绍到了自贸区已经具有了建立市场的基础,很关键的就是FT帐户已经建立好了,上海和全国金融领域很多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包括沪港通和RQFII已经打开了一些双向的通道,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时间也很紧迫。现在我们离2020年没有那么多年了,下一步推进这个市场机会也很难得,应该尽快推进。

  在讲具体市场以前,我们认为作为市场里面交易的币种,人民币应该作为主要的货币之一。一般来讲资本帐户有两种开放模式,张春院长是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传统的国家都做的就是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上面可兑换,另一个就是可以有中国特色的资本项目开放,就是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跨境流动。大家知道现在境外人民币存款已经超过了两万亿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境外的两万多亿的人民币持有了想干什么?想来中国投资,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跨境流动就是通过沪港通、人民币的QFII创造了很多回来,回到中国大陆投资的机会,资本项目下的跨境流动是更可取的,境外人民币也好、境内人民币也好,最后的结算都是由我们中国的央行控制,因为是我们自己的央行控制,所以可以更容易地控制资本过度流动的风险,跨境流动短时间内可能比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更可取。国际开放当中人民币应该作为主要的货币之一,同时如果我们允许美元这样的国际货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旦有两种货币,一定要同时推出外汇的市场,尤其是外汇的期货和期权交易,就是有两种币种,投资者一定会有换汇不同货币之间套期保值的需求,所以外汇市场要同时退出。

  大家都知道,推进大宗商品市场意义非常重大。所有的大宗商品市场从铜到铁到有色金属和石油我们国家现在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而且我们需要进口很多大宗商品,现在缺一个定价权,怎么才能把定价权拿过来?是要通过一个很活跃的市场,如果这个市场能够用人民币计价,这个市场交易的规模如果能够逼近伦敦,这种情况下定价权自然就过来了,对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和战略安全都非常重要。现在实体经济对能源有巨量的需求,FT帐户已经建好了,配套的仓储物流也好、金融基础设施都在完善。

  具体讲到大宗商品市场,我们来说说铜和其它有色金属,我们觉得铜这个市场是推进衍生品市场条件最成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要推衍生品市场背后要有一个很完善的、竞争性很强的现货市场。国内铜的现货市场已经很成熟,而且很有效,上海期交所已经有人民币计价的铜的期货市场,所以我们觉得下一步可以在自贸区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其它的衍生品,比如期权。

  按照国际惯例来看,大量的衍生品是在场外交易,场内交易的好处是可以有标准化的合同,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灵活性,只要有两家人谈好了就可以做一个交易,所以最大的好处是灵活性。国际市场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衍生品是在场外交易,所以至少是同时要推场内和场外铜的衍生品市场。同时加强仓储物流的管理,最近国内已经有仓保单做假的问题,铜的衍生品市场已经完全具备,如果要讲障碍的话就是国际上做现货和做期货的是同一个机构,就是在一起的,因为这样更方便,我们国家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是分开的,所以这个在操作上面有一些问题。铜和其它金属的衍生品市场最有条件可以迅速推出,只要交易量起来,我们就会慢慢地有铜的定价权。另外就是原油,人家说是经济的血液,是生命线,我们国家对铜的进口非常大,我们没有定价权,但是原油期货产品已经设计好了,但是我们觉得推这种大宗商品的衍生品市场需要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竞争性比较强的现货市场来支撑,这个可能是推出原油期货和衍生品市场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大家知道原油现货市场不是没有,但是有几家大型企业的地位非常强大,这个跟铜不一样,铜是一个现货市场,大企业小企业都需要,原油的问题就是现货市场不够发达,竞争性不够。即使市场建立起来,可能参与不是很多,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方面虽然产品可以设计出来,但是要真正有一个活跃的衍生品市场,最后能够拿到定价权的话现货市场要有一些进口权和加工权进一步放开。国际惯例和准则对于所有的市场都很重要,对于大宗商品尤其重要,张承惠所长刚才说到法律问题,很多交易的惯例也好、准则也好,全世界有一个衍生品市场的协会,他们有很多交易的惯例,包括仲裁纠纷的解决,这些东西都是国际准则,现在我们国家法律是不认可的。另外就是税收问题,国际通用的准则是衍生品交易是不收税的,我们国家对税收政策不太明确,就是不确定性,建议尽量不收,一定要收的话收得少一点,所以我们最近对沪港通国家做了一个政策,三年内至少税不收,我们觉得这个政策是非常游戏的,吸引人家海外的投资者,吸引高盛这样的国际机构到上海来交易,来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来上海吃小笼包,而是要挣钱。所以,税收高了不行,税收政策不明确也不行。国际准则和惯例就是在伦敦怎么交易、怎么仲裁、怎么交割,如果我们的方式方法和人家有很大的区别人家也不会来,如果他们不会来交易量就上不去,那就不叫国际开放型的市场。

  另外就是债券市场,我们国家直接融资渠道匮乏,在美国公司融资的第一重要渠道不是靠股票,不是靠银行,是靠发债,哪怕是风险很大的中小企业也能够发五年以上的长期债。风险高不要紧,问题就是发债的时候评级比较低,投资者跟你说风险比较高的话利率要比较高,就是在能够支付这个利息的情况下要支付更多的利息,可以把风险算到价格里面。美国债券市场里面地方政府债券是非常大的,美国地方政府融资也不是靠银行,还是靠地方政府债,所以债券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直接融资的渠道。现在我们的公司债市场不发达,政策上面有很多瓶颈,中国企业近年来海外发债的规模已经相当大了。这里有一个日本的教训,就是日本当年没有鼓励企业在本国发债,后来日本的大型企业全部跑到伦敦美国发债,造成了日本本国债券市场里面一个很大的漏洞。近年来,中国在海外发债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自贸区可以先行先试。安全性方面最好的就是短期的债券,尤其是贸易票据,这是安全性最好、流动性最高的。新加坡为什么很好?在这个方面就做得非常好,传播到他们那里停一下,商业票据是银行在后面,几乎没有什么风险,流动性非常好,这个产品是完全可以在自贸区推出以人民币计价。如果这个能够做好,我们上海也可以做,新加坡的很多贸易票据都是中国的企业。另外就是短期的债券,允许一些评级很高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发一些短期债券,流动性也会很好。刚才说过中长期债券非常重要,但是要推出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因为它的信用风险比较突出,信用风险怎么评估?现在中国金融体系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市场也好、投资者也好,都觉得国家会兜底,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包括老外问我,中国的无风险利率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信托产品说每年的收益可以到百分之十二,如果对风险的认识不足,或者大家认为国家会来兜底,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发展中长期债券市场的话,就要有事先的发行流程、问责说明,还要有信用风险的评估,包括还需要引进一些国际的评级机构,就以参股的形式,一旦破产以后这个破产的过程非常重要。

  还有一类就是股票。现在有沪港通,现在中国资本项目的主要问题是国内的流动性太多了,所以应该允许国内的资金多出去一些。既然要放出去,股票是一个非常好的、收益高的产品,现在有沪港通了,干嘛还需要别的?沪港通有些局限性,首先它的量很小,香港上市的绝大多数是国内内地的公司,所以要做一个全球配置来讲,香港交易所的股票还不够。沪港通的核心就是有控制的双向通道,也就是说这个钱到了港交所实际上是停在上交所在香港的一个分支机构里面,所以钱是没有真正出去的,所以这一类的通道我们觉得应该多开一些。我们建议可以推美国和欧洲这种发达国家股市的双向通道,而且我们建议最开始推股指,不要推个股,因为股指的安全性更高。

  最后再讲一讲风险管理,核心就是要有一个中央清算的监控系统,这里自贸区可以做很多事情。海外国家虽然有压力测试,但问题不是全仓位的,美国的银行做压力测试只是对贷款的一个部分,真正需要的是全仓位的风险测试。实际上这个在自贸区是有条件做的,我们可以通过中央清算系统对于参与交易的所有金融机构全仓位信息获取,然后就可以做真正意义的全仓位压力测试,这样的压力测试应该是全球领先的。

  总而言之,我们觉得时机已到,希望自贸区下一步进一步推出国际开放市场,包括一些短期的流动性债券,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推出更多的产品。

  主持人:钱军先生的演讲让我们打开了眼界,也在今天的主题上面带来了非常独到的见解。下面我们进入圆桌论坛环节,欢迎几位嘉宾再次上台进行分享。首先请张春先生谈一谈对于上海自贸区和沪港通的认识和了解,您觉得上海自贸区在上海设立有什么样的意义?对于带动中国经济又有什么作用?

  张春:刚才几位嘉宾讲得比较全面,姚先生从很宏观的角度做了阐述,张所长讲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钱军教授讲了很具体的问题。自贸区现在的制度创新是分帐户核算体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有了这个基础设施和制度创新以后,资本帐户的开放风险可以大大减少,甚至可以通过很多方法来调解,包括征收所谓的脱冰税、存款准备金等等。因为这是一个基础设施,当中有限的渗透都可以调节,有了这个东西以后,自贸区和中央做这件事情要胆子更大一点。现在老百姓的投资渠道非常少,所以应该胆子更大一点开放这个系统。我们还是要培育长期的投资者,这个在国外最主要的是通过保险公司和养老金,刚才说过中国的养老需求不断增长,而且缺口是非常大的。现在中国金融风险很大一块就是期限错配,大多数的融资都是很短期的,企业的需求又是长期的,所以一定要培育长期的投资者,然后推出更多长期的投资工具和债券,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需要引起国家重视。

  主持人:刚才谈到在发展自贸区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可以迈得更大胆一些,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变化当中能够体会到这一点,新一版的自贸区负面清单应该说是进一步“瘦身”了,这些风险现在看来还是可控的,怎么进一步既大胆又防控风险?

  姚景源:其实上海自贸区现在这种状态和我当初对它的期望和激情有点差距,因为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经过三十多年,现在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呢?习总书记讲得很清楚,到了深水区、到了攻坚阶段。深水区是什么意思?原来我们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能够找出方向、找出路数,现在到了深水区,这个水太深了,我们摸不到石头了,所以怎么往前走、往哪个方向走,这是大问题。到了攻坚阶段是什么意思?总书记说现在改革问题上我们面对的就是好吃的、容易吃的肉都已经被吃光吃尽了,现在改革面对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所以在这个历史时期谁能够挑得起改革这个先锋重担呢?个人始终认为就是上海,绝对不是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才这样说,我在北京也是这样说。上海无论政府官员的素质还是民众的素质,始终都是全国最好的。中国改革三十多年最大的转折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开始正式走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一步我们面对着深水区、面对着攻坚阶段,上海应当是作用最大的,而且只有把这个担子交给上海。刚才说负面清单“瘦身”了,但我认为还是和小平同志当年讲的改革有差距。小平同志讲得很清楚,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对于我们建设自贸区还是非常重要的,个人真的觉得这是中国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要有一个带有里程碑的状态,相信以后肯定会更好。

  主持人:姚先生真的非常坦诚,谈到了理想和现实这样的差别,刚才姚先生也说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了,有点担心、有点害怕风险,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再来请张所长谈一下,刚才您的演讲当中谈到了政府的作用,特别谈到了政府的手别伸得太长,您觉得在上海自贸区建设的过程当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张承惠:现在主要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怎么协调,这里多少还是有点博弈的事情,刚才说要更加大胆一点,可能更多的是说中央政府。

  主持人:刚才谈到自贸区对于推动上海和中国经济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上海自贸区的政策是可复制的、可以在全国推广辐射的,不是上海自己独吃螃蟹,要让大家都体会到螃蟹的鲜美,那么怎么复制?现在运行一周年过来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马上让更多的地区受益?

  钱军: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世界第一金融强国,他们有几个金融中心?只有一个,就是纽约,绝大部分时间是纽约说了算,旧金山是有硅谷,但它不是金融中心,实际上在我们的报告里面提到上海自贸区真的做好了以后很多东西可以辐射,但是我非常非常同意刚才张所长说的,我们不需要十几个交易所,尤其是同一个产品不需要那么多,干嘛要自己竞争?我们要跟人家海外的交易所竞争,金融市场里面核心是要规范化、要高效率,当然,监管要监管好,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是要把量做大,比如清算也好、交易所也好,现在我们机构不少了,所以我们的看法是很多金融市场的东西可以辐射,可以用更大的额度或者允许更多的单位参加交易,但是我们倒不觉得这些交易的平台一定要在北方也放一个。比如有些东西深圳做得最好那就放在深圳,有的东西上海做得最好那就放在上海,很多贸易的东西是可以复制的,比如港口。但就像伦敦和纽约,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伦敦和第二个纽约。波士顿虽然有些基金管理,但是这个市场核心的交易全是在纽约,这样对于金融中心是非常重要的,全世界可以去参与。

  张春:金融中心有很多职责,刚才钱老师说的主要是金融的交易平台,这个肯定主要是在上海,还有财富管理中心。交易平台也是可以分开的,比如美国的期货衍生品主要是在芝加哥,我个人觉得中国完全放在上海会太加重上海的负担,所以可复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一年的步子实在太慢,而且太谨慎,比如分帐户核算体系,这个已经差不多完善了好几个月,为什么还不推呢?很多东西是一个载体,有了这个载体以后很多风险就很容易控制,这个在全国很容易复制。这样一个分帐户核算体系,现在有了就要发力了,就要开始推动了。比如海外投资,或者是刚才钱老师说的有些资产交易平台,比如铜的期货或者油的期货,这种东西要胆子大一点。当然还有一些是既得利益者,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张承惠:我觉得可复制有两个层面需要分清楚:首先可复制不等于全面地复制,因为上海自贸区至少包括四个方面:贸易便利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改革,金融只是其中的一个,可以去复制投资管理和贸易,不一定要把金融全部复制。另外并不是说上海自贸区有经验了就在深圳、哈尔滨再建自贸区,可复制到一定程度就在全国放开。比如上海2020年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没有一个资本帐户管制开放就没有国际金融中心,这是一个最起码的前提。所以上海自贸区三年之后资本帐户管制慢慢地也在逐步地放,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全部放开了。所以就是两个意思,不是全面地可复制,也不是由这个点到更多的点再向全面的过程复制,这种成功的经验可以在全国推开。

  主持人:对于资本市场的一些投资人来说或许并不是这么理解,我们可以感受到资本市场上有各种自贸区的概念,上海自贸区的概念是最活跃的,包括天津、粤港澳等等各种自贸区的概念也纷纭复杂,非常多。说到股市里面的热点,有的时候是捕风捉影,有的时候也是空穴来风,所以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目光更多地关注一下资本市场。刚才演讲当中大家对沪港通谈论得比较少,沪港通开通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大家明显地感觉到有点北热南冷的味道,张春先生能否通过一些数据梳理一下沪港通的情况?

  张春:刚才钱教授已经说了,沪港通肯定是中国资本帐户开放当中的重要一步,而且在目前这个时间阶段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这两年中国大陆股市不是很景气,相对香港来说会有折价,尤其是蓝筹股,所以开了这样一个沪港通以后有利于价差方面能够更多地平衡,短期对沪市也有支撑。现在开了两个星期,看起来国外的投资者还是有一些兴趣,但是并没有像很多人想像的那么期待,比如最近几天北上的也没有用掉,只用了百分之二十。个人认为这个还是重要的一步,而且在今后的若干个月甚至一年内会有更多的国外投资者越来越感兴趣。当然,这也取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国外投资者也要看中国整体的经济趋势。但是话说回来,沪港通只是其中的一块,不能解决中国资本帐户开放。中国整体金融势力如果要辐射出去,不能完全靠沪港通,所以我们必须在自贸区里面建立更多的金融服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平台,这样才能真正满足中国企业各种需求,沪港通只是股票。

  姚景源:以前有记者问过我有什么股票,我说我没有股票。后来记者说你是不是觉得中国股市没有什么希望?怎么你还不买股票?我说不是,因为在我家我不管钱,钱归我老伴管,干什么事得她说了算。在外面,别人叫你专家,赚了认为你应该,但是要是赔了你回家的日子怎么过?所以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内心深处真的有一种思想,我确实对股市有些担忧。这几天股市上涨,刚开始我就说肯定涨,因为学经济学的计算公式在那里摆着呢,股票价格等于股息除以利率,利率是分母,这个东西变了,分母小了分数值肯定大,这是肯定涨的。但是我觉得股市最终还是取决于实体经济的状况,换档期、阵痛期、负作用的消化期,现在可以明确地讲,过去那样两位数的增长不会再出现了。当然,降到百分之七上下不是一个问题,中国经济还是一个速度型经济,当中国经济增速高的时候干到百分之十几,谁的日子都好过,财政有收入,企业有利润,老百姓也有钱,现在支撑中国经济的那种旧常态的动力是在衰减,比如投资、出口和廉价劳动力这种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衰减,我们要靠新常态,靠什么呢?靠技术进步、人才优势、现代服务业、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就是靠新的支撑中国经济的动力。现在担心的就是旧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衰退得过快,新的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又成长得不快或者慢,这个时候可能进入青黄不接,这种状态不是好状态。为什么讲要稳增长、促改革呢?稳增长是一个任务。我们的经济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避免大的波动。今天我们讲金融、讲人民币能不能国际化,归根到底取决于中国经济实力。美元为什么是国际通用货币?1945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时候承诺一盎司黄金可以换三十五美元,全世界任何人有美元就找美国,美国给你一盎司黄金,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大的承诺?因为1945年全世界黄金储备中有四分之三在美国,所以人家有这个实力。今天我们讲中国金融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走到新常态、新的可持续增长的平台,一切问题就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主持人:刚才张所长在演讲当中特别提到中国经济面临新常态、中国资本市场需要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沪港通现在并不是非常受追捧,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张承惠:我觉得沪港通试验、示范的作用恐怕大于实际的作用,因为沪港两地的股票之间交易制度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沪港通就好像一个接口,把一个圆管子和一个方管子接起来,接得不好还会有漏的,流动当中还有很多障碍,本来两个制度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最大的意义就是让中资市场参与者、中资的中介机构能够了解一下国际市场,从国际市场的规则和实践经验当中得出一些对自己有意义的经验,为走向国际积累一些经验。至于沪港通对沪港两地资本市场产生多大的作用,我觉得还是很有限的,而且还有一个汇率的问题、额度的问题、交易时间的限制、结算制度的差异,所以我是觉得试验的意义、示范的意义更大。

  现场观众:这是我第二次听姚主任的现场演讲。我是从山东过来的,山东的经济今年也保持着很大的增长,下一步怎么能够借着上海自贸区的春天让山东这么庞大的实体经济能够借力?张院长在2012年去过青岛,现在青岛马上就要建设自由贸易区了,可能是上海之后最快的一个,您怎么看待这两个自贸区之间的互动和差异?

  姚景源:因为我多次去山东,山东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大省,山东有很多优势,无论是资源优势还是人才优势,包括它的文化优势。山东和浙江不一样,浙江适合搞个体户,但是山东不太适合搞个体户,山东人什么都讲大,大姑娘、大葱、大酱、大小伙子,我始终坚持山东比较适合搞社会化大生产的大工业。原来我还是一直赞成山东把重化工业作为发展的重点,不要说重化工业要转型,毕竟人类社会还是需要重化工业的,所以还是建议山东搞这个,比较适合文化基础和历史基础。现在山东又在开始往外延,就是海洋经济,这个方面山东也是走在前沿的。现在山东人口排全国第二,原来人口是包袱,现在转过来了,人口是红利了,一旦体制问题解决了、制度问题解决了,人口就不是个包袱了,所以我对山东经济还是看好的。

  张春:我老婆也是山东人。金融完全靠上海,上海肯定是交易中心、交易平台,这些东西很难复制,但是在财富管理方面肯定会有几块地方分流出去一部分,个人觉得青岛还是蛮有竞争力的,所以要找对自己真正的定位和核心竞争力在哪里,要有适合自己的东西,不要为了搞金融中心而搞金融中心。

  主持人:非常感谢现场的嘉宾带来的独到观点。记得去年3月份李克强总理上任不久就来到了上海,首次提出了自贸区试验的概念,研讨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说“三十年前,波澜壮阔的改革首先是由沿海开放的经济地区带动的,现在来看,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依然有很大的空间和动力,而且在这样开放的过程当中改革也将释放出巨大的制度红利”,总理的这段话确实让人印象深刻,也相信是大家的一个共识。无论是自贸区的发展还是沪港通的开通,相信都是让大家看到了未来中国经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今天我们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十一月谈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参与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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