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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新朝一开始就背负了西汉的原罪 灭亡也就成了必然_历史频道_凤凰网

发布时间:2018/8/7 19:57:26 点击量:

  王莽未动用一兵一卒就能够在万民拥戴下轻易夺取汉家江山,实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事件。但也正是这种特殊的和平夺权方式注定了新莽政权对前朝的政治势力、利益结构几乎没有触动。

  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政权其实就是西汉王朝的借尸还魂,西汉末年出现的所有社会问题在新莽政权中依然存在。从统治模式转型的角度看,新莽政权已经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其灭亡是历史的必然。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作者:陈忠锋(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原题:《从秦政和王莽“新政”看统治模式转型的重要性》

  无论是秦之败亡,还是王莽身灭,都是治史者颇感兴趣的话题,至今不衰,然而长久以来,学界对秦之败亡多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考察,从而得出秦亡于的结论①,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总有千人一面之感。近年来,王绍东先生从文化的角度入手,通过分析秦文化的特点,揭示秦朝遽兴遽亡的历史文化因素②,颇有新意;对于王莽,学者也多从文化史的角度探究其兴亡,如阎步克先生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从西汉中后期的政局变动探讨了王莽代汉、王莽变法和变法失败的政治文化原因,而将秦亡和新莽败亡联系起来考察的,学界并不多见。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③,笔者拟从统治模式转型的角度,来探究二者遽兴遽灭的共性。

  所谓统治模式,亦称政治模式或政府模式,都是指政府体制或职能。秦统一全国后,秦的政府体制及其职能较之战争时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仍然沿用战时体制,以“法治”为内核,以为政府主要职能,无论是秦始皇还是秦二世都没有适时地转型统治模式,结果二世而亡;王莽建立的新朝是汉末政权的延续,它不但容纳了汉末统治模式的所有弊端,甚至变本加厉,王莽虽然进行了种种努力,试图转型统治模式,但新朝已经丧失转型统治模式的所有空间,结果也一世而终。东汉班固曰:“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①南朝史学家沈约也有类似感叹:“任己而不师古,秦氏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王莽所以身灭。然则汉、魏以来,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仪。”②无论是班固还是沈约都把秦政与王莽“新政”,始皇与王莽放在一起加以对照,试图找出二者“其兴也勃,其亡也忽”③的共同原因,这的确是个有价值的话题。但我以为二者绝不能等量齐观,它们形异神亦异。

  战国时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实施变法,秦国很快就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因此法治思想开始在秦国大行其道,“故自商鞅变法以后,法家思想亦逐渐成为秦国的立国精神”④。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更将法家学说作为主导的治国理念,让李斯主持修订法律,事无大小皆决于法,“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⑤。但结果却二世而亡。秦的遽兴遽亡给汉初统治者以强烈震撼,总结秦亡教训成为汉初统治者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汉初“三贾”(陆贾、贾山、贾谊)各自提出秦遽亡的原因以及使汉朝长治久安的施政方略。陆贾提出了“马上马下”说和“逆取顺守”说:“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⑥孝文帝时,贾山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谕,“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⑦。贾谊则提出“攻守异势”说:“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⑧无论是陆贾、贾山还是贾谊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秦始皇虽然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天下,但是如果秦始皇在国家统一后能转变统治模式,从法治转向儒家王道政治,秦朝的历史一定会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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